阎连科:他让我终于知道“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、狭隘和偏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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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991年11月,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
他一生以“启蒙”为业,被誉为“中国首倡欧洲学的先驱”。他一生的学问与问题意识,都指向了他一本书的名字:“看的是欧洲,想的是中国”。
然而,一生将目光投向欧洲,却为他惹来了许多非议,有人给他扣上“西方中心论”的帽子,却不知他一生的努力,皆是中国,更不知对于启蒙而言,无论东西,都要完成。
他就是著名作家阎连科笔下“真正学贯中西的人”,陈乐民先生。
阎连科曾说:「阅读陈乐民“让我自觉的羞愧和羞耻”,他的思想灿烂如“茫茫黑夜、乱云飞渡中的星光”,他的文字简朴如“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”,他让我终于知道“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、狭隘和偏执。”」
羞愧,是在真正思想者面前的一种自觉,自觉自己“在一个混沌的时代里沉溺于混沌而不自知”。而陈乐民的清醒与睿智,无外乎他对欧洲文明的理解,对启蒙及其重要性的理解,以及对古老中国的理解,和对现代中国极具穿透力的洞察。
陈乐民曾这样一针见血地剥开“启蒙”对于一个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,他说:
「所谓“民智”,民众的思想如果打不开的话,不管你什么制度,都没有用处。」
这句话振聋发聩,回顾历史也是如此,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,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,但是启蒙未完成,国家依旧动荡,黑暗与专制仍在。
辛亥后的近百年历史,我们在一次次革命与运动中度过,而启蒙的每次短暂抬头,无论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,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,都被无情地中断了,直至现在。
1980年代,是新启蒙主义复兴的时代,与那个时代拨弄浪潮的年轻人不同,陈乐民是一个“一身跨两代”之人,他既是“旧知识分子”的最后一代,又是“新知识分子”的第一代。
陈乐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人,他在1949年前后分别在燕京大学、中法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四所学校学习。然而,由于时代之故,他的前两所母校都已不在了,而刚刚学成的他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激荡,直到1980年代,他才得以以年过半百之龄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,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欧洲学研究的首倡者。
由欧洲启蒙引向中国启蒙,是陈乐民一生学问的主题。但是,思想者的痛苦正在于:看得愈清愈痛,爱得愈深愈痛。
阎连科曾将陈乐民的这种“爱与痛”和鲁迅先生归为一类,他说:“鲁迅先生对中国的痛与爱,源自于灵魂,散至于情感;陈乐民对中国的痛与爱,源自于比较,归之于理性。而这,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。”
陈乐民这种复杂的情感,根植于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理解中,也根植于对中国传统及现实穿透力的理解、洞察与爱之中。他曾说:“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,一个已经死了,另一个则无力出生。(我们)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。”这句话对当下这个时代,也对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,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“无力感”。
陈乐民身上,有着那一代人典型的精神与使命感。中国人民大学孙郁先生说“陈乐民好像是五四孑遗,他的作品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”,近代史学者雷颐说:“阅读陈乐民,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。”
几十年来,陈乐民先生思考不断、笔耕不辍,然而,在这个理性被几度中断,启蒙被数次抛弃的国度里,他的作品、思想只能被长时间忽视、冷藏。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会发光,思想之光时常会被邪恶扑灭,思想的火种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艰难寻找、传递。
为此,在这个启蒙依然被视为禁忌的时代里,店长荐书诚挚推荐阅读一套陈乐民先生作品:《陈乐民作品新编》。
本套书以陈先生生前各种著作版本为基础,广泛辑佚、细加考订、重新编次,在一个极为需要它的“历史特殊时期”,艰难完成出版。本套书收录了陈乐民先生《启蒙札记》《欧洲文明的进程》《在中西之间》《看的是欧洲,想的是中国》等9部经典著作。阎连科读后说:“人类最清醒的一次历史转向说得如此清晰,仿佛茫茫黑夜、乱云飞渡中的星光和风向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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